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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桐城派: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

    江小角  2018年03月21日08:59  来源:光明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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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、教育组织。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,限制书院发展??滴跚渍?,为了加强思想统治,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、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,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。各地书院兴盛,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,也为桐城派发展、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,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。

   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

   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,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,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,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。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。桐城派创始人方苞,因家境贫寒,设馆自赡;步入仕途后,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,并在翰林院任教。方苞在京城数十年,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。方苞未曾执教书院,但以刘大櫆、叶酉、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,都曾执教书院。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,或居乡或游幕,均以教书为业。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、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,担任黟县教谕;晚年归里,仍讲学不辍。其挚友姚范、方泽,弟子姚鼐、王灼等都主讲书院,传其衣钵。

   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,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,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姚鼐从四库馆辞官后,即赴书院讲学。姚莹在“从祖惜抱先生行状”中说:“(姚鼐)既还江南,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,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,久之,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,延主钟山书院。自是,扬州则梅花,徽州则紫阳,安庆则敬敷,主讲席者四十年。所至,士以受业先生为幸,或越千里从学。四方贤隽,自达官以至学人,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?!笨杉ω窘惭в跋旃惴?,弟子众多。如梅曾亮、管同、方东树、刘开等“姚门四杰”,以及姚莹、陈用光、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,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,学子遍及大江南北,桐城派的影响剧增。道光以后,姚鼐再传弟子中,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,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。

    咸丰、同治时期,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,张裕钊、吴汝纶、薛福成、黎庶昌等“四大弟子”享誉文坛,其中张裕钊、吴汝纶情系书院,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。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,与张、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贺涛、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,活跃于各大书院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、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,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,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、中岛裁之等,远涉重洋,负笈渡海求学,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,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,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

    从刘大櫆算起,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,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都与书院讲学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,展现出继承传统、勇于创新的讲学情怀,造就了文学、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观。

    桐城派作家重视书院教育的主要实践

    桐城派作家或为官,或从教,或游幕,都心系书院与教育。他们有的为官一地,大力兴建、修复书院,发展教育;有的主讲书院,坚持因材施教,与时俱进,体现出变革创新的时代精神;有的游历幕府,对幕主广施影响,献计书院教育和人才培养。综观桐城派作家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和成效,可以看出他们重视书院建设、精心培养人才、关注国计民生的远见卓识;他们关于书院教育的一些举措,具有引领与示范作用。

    一是兴建、修复书院。桐城派作家每到一地任职,倾心书院建设。如姚莹在福建、台湾、四川等地为官,兴建九和、海东、玉环书院,促进当地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。桐城派中兴之臣曾国藩,在军务之余,兴建、修复湖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书院,亲自督查、出题、阅卷。曾国藩“立书院以养寒士”,使因战乱而人文凋敝的苏、浙、皖地区恢复生机,铸就此后百余年间英才辈出的辉煌。在曾国藩的感召下,其好友、幕僚及湘军首领积极修复各地书院。如吴汝纶在深州、冀州任职,兴建、整顿书院,亲自讲课,“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课之,民忘其吏,推为大师”;他在河北为官近二十年,“其文教斐然冠畿辅”。方宗诚补枣强县令,创立正谊讲舍和敬义书院,充分展示桐城派办学理念和构想,造福枣强百姓。

    二是改革并完善相关书院的管理制度。桐城派作家就如何办好书院,从制度建设、招生规模、教学方法、经费筹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、完善措施。如姚鼐在生徒学习目的和培养人才目标上,注重锤炼生徒的德行操守,强调“明理”和“学佐当世之用”,这些有助于扭转清代书院过于突出科考功能,平衡古文与时文教学之间的矛盾;在教学上,要求弟子关注社会和民生,主张“文以载道”;在教师遴选上,重点考察德行与道艺,德行上要“敦行谊”,道艺上要“工为文”,彰显老师的表率作用;在管理上,健全制度,完善奖惩措施。姚门弟子也积极作为,把桐城派发展带入黄金期,把姚鼐管理书院的经验传播各地,形成了以梅曾亮为代表的北方传播中心,以陈用光、姚莹、邓廷桢等为代表的东南传播中心,以吕璜等为代表的岭西传播中心,桐城派的影响“南极湘桂,北被燕赵”。曾国藩、吴汝纶等积极参与书院办学,宏观上大力指导,政策上给予倾斜,实践中注重督查,办出特色和成效,促进了清代书院发展。

    三是重视书院山长的选聘。山长是书院的核心和灵魂,选好山长,对书院的发展十分重要。桐城派作家对选聘山长有独到见解。姚莹说:“山长者,必道德、文章、艺业可为师法,士望归之?!毖≡褚晃缓蒙匠?,让“士心悦服”,就能实现书院教学目标。他要求山长选聘后,“天子不得而可否之,大吏不得而进退之”,强调自主办学和山长权利。戴钧衡看出山长由官府或大吏推荐之弊端,在《桐乡书院四议》中规定山长由董事及诸生共议,颇有民主色彩。曾国藩选聘安徽、江苏等地书院山长时煞费苦心,发现理想人选,亲自礼送赴任,其诚可鉴。

    桐城派作家主讲书院的特点

    全面考察桐城派书院教育,具有以下特点。

    讲授经学与时文写作并重,注重传授古文理论。古文创作是桐城派作家立世之本,讲授古文是他们立足书院的独门绝技。不同时期的作家都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展文论思想。姚鼐提出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说,强调“用科举之体制,达经学之本源”,将科举之文与治学求本、修身务本相联系,实现“学佐当世”。方东树以“明学术、正世教”为己任,强调作文“言必有宗,义必有本,不欲为无关系之文”;同时又“不尽拘守文家法律”,体现他在变革创新中延续文脉的自觉精神。姚莹提出读书四端:义理、经济、文章、多闻,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,在文学创作中体现济世救民的情怀,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方向,也把桐城派文学理论引向更加健康、更具活力的发展道路。曾国藩提出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、经济”和吴汝纶提出“兼通新旧、融合中西”等主张,无不体现他们关心国是、引领时代潮流的创新精神。

    注重教学、学术研究与古文创作的结合,营造教学相长、平等交流的氛围。注重学术探讨、鼓励学生争辩是中国书院的优良传统,桐城派对此予以继承和发扬。姚鼐掌教书院,培养学生问题意识,师生平等交流,互相畅所欲言,自由论辩。管同和梅曾亮曾就是否研习骈文展开激烈辩论,管同说服梅氏学习古文,但梅氏作文仍然散骈互见,管同不满:“子之文病杂,一篇之中数体互见。武其冠,儒其衣,非全人也?!贝撕?,梅曾亮采纳其建议,潜心古文创作,成就“一代文宗”。

    注重古文教材编选。桐城派文论宗法先秦、唐宋,勇于吸取前人文论精髓,并在实践中创新,编纂独具特色、指导性强的古文选本来指导生徒学习与创作。方苞编选《古文约选》,颁布各学宫,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;姚鼐编《古文辞类篹》,成为最能体现桐城派文论的经典范本。此后,梅曾亮、曾国藩、方宗诚、吴汝纶、吴闿生等都编纂古文读本,总结执教、创作经验,给学习古文提供借鉴与参考。

    (作者:江小角,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”负责人、安徽大学教授)

    (责编:李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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